贏過韓國只是起點：從棒球魂到半導體，解構「Team Taiwan」生態系如何塑造台灣的成功之路
三月第二個周末，台灣人的心情幾乎都被棒球所左右。儘管在 WBC（世界棒球經典賽）前兩場，台灣代表隊輸給澳洲及日本，但之後大勝捷克，又以 5：4 的一分之差險勝韓國，這是台灣首度在 WBC 賽中打敗韓國。
對許多台灣人來說，贏了韓國這一場就意義非凡了。這個勝利，是「Team Taiwan」永不放棄、團隊合作、奮戰到底精神的最佳寫照。
這種「Team Taiwan」的韌性並非憑空出現。同一個週末，一場由台灣藝文與科技界領袖齊聚的音樂會，剛好回顧了這種精神的歷史根源，我想跟不熟悉台灣社會的讀者們分享。
百年記憶與重生：從威廉波特到世界冠軍的「韌性 DNA」
灣聲樂團（OneSong Orchestra）是台灣極具活力與創意的樂團，他們在 3 月的音樂會中，特別以棒球為主題，回顧了台灣棒球的發展歷史，挑出每個關鍵時刻的歌曲。
擔任導聆的鄭睦群博士是輔仁大學醫學系助理教授，年輕時打過業餘棒球，本身就是狂熱球迷。在他的引導下，音樂會以歷史敘事為主軸，陪著大家走過台灣棒球的發展過程。
開場的第一首，是 1940 到 1960 年代出生的台灣人最熟悉的旋律。1972 年，台灣電視公司將《食人族先生》（Mr. Cannibal）的演奏曲版本，當作少棒賽轉播的片頭曲。一聽到這旋律，許多人就會想起小時候半夜起床「瘋」棒球轉播的年代——那是台灣在國際外交受挫時，少棒隊赴美國威廉波特（Williamsport）爭取世界冠軍、尋求民族自信心的集體記憶。
之後又演奏了多首關鍵歌曲：例如 1931 年代表台灣（當時為日治時期）赴日本甲子園打下亞軍的《嘉農（KANO）校歌》；2001 年歷經職棒簽賭風暴後重新參與世界盃的《再出發》；以及滅火器樂團專為傳奇球星陳金鋒退休創作的《曾經瘋狂》。最後，在職業棒球六隊應援歌組曲中，樂團團員的小孩化身啦啦隊上場，全場氣氛 high 到最高點，完全沒有冷場。
有趣的是，灣聲樂團音樂總監李哲藝，早年也是文化大學棒球校隊。他穿著當年大學時代的棒球服，拿著球棒站在指揮台上，與鄭睦群一搭一唱，還在音樂廳內讓聽眾玩起波浪舞，把音樂會變成球場應援，相當有趣。
另外，宏碁（Acer）創辦人之一、目前是灣聲副董事長的黃少華，1967 年就讀交通大學時也是棒球校隊，他也邀請了當年五位交大棒球隊老同學，一起來音樂會助陣。
更有臨場感的是，音樂會進行的當晚，正好是 WBC 日韓交戰的時刻。過程中大家緊盯比分，先是韓國 3：0 領先，接著 5：5 平手，全場觀眾都在心裡幫日本加油（因為這攸關台灣的晉級機會）。其間大家不免緊張了一下，但最後傳來日本以 8：6 擊敗韓國，所有人又是一陣歡呼。
跨越黑暗期：不只求勝，更著眼於「生態系」的健全
我也很好奇，像李哲藝這樣從小學習小提琴及豎琴的音樂家，為何會去打棒球？畢竟音樂家只要一受傷，音樂生命很可能就要終止。但他還是玩得很開心，這背後無疑是對棒球極大的熱情。
鄭睦群在導聆時提到，台灣棒球最初是日本人帶進來的，當年的嘉農（KANO）棒球隊融合了日本人、漢人及原住民，結合了三種人不同的特性，代表台灣奪得甲子園亞軍，這是台灣棒球史上重要的一頁。到了國民政府時代，初期對日治時期留下的事物傾向排除，運動重心一度轉向籃球、躲避球等。直到「台灣棒球之父」謝國城積極推動，1969 年率領金龍少棒隊赴美奪冠，才讓棒球風氣得以維持及發揚光大。
李哲藝也點出了一個沉重的歷史：當年來自台東的紅葉少棒隊曾經拿到世界冠軍，但球員回到台灣後，許多人適應不良，沒有棒球相關的工作機會，只能去做粗重與低階的工作，最後大家平均壽命都很低，只有 38 歲。
因此，後來台灣發展職業棒球聯盟，讓許多打球的孩子有發展機會，這是很重要的過程。只是後來 1996 年又發生嚴重的職棒簽賭與打假球事件，長達十多年時間，許多球團幾乎全部淪陷，球迷也不願再進場看球，這是台灣棒球發展最黑暗的階段。
如今，台灣的棒球已經恢復元氣，也在國際賽等場合中表現突出。這次 WBC 是台灣首度擊敗韓國；若統計其他各項比賽與韓國的七次對陣，台灣的成績是五勝二負，也可望逐步擺脫過去只是「好想贏過韓國」的想望。
我記得，2024 年第三屆世界棒球十二強賽，台灣擊敗日本奪冠的戲劇性時刻，跌破了許多人的眼鏡。當時曾豪駒總教練在賽後說：「即使贏了，我們從來不覺得我們比日本強，但每一次打贏，只是讓我們覺得更接近日本。」
曾豪駒總教練在球員時代，於 2004 年加入 La New 熊，正值台灣職棒假球風暴最劇烈的時期。他作為在那段黑暗期依然堅持清白、留在場上的球員，親眼目睹了台灣從打假球到現在的恢復生機。就可以理解為何他在帶隊奪冠後，會說出「我們還沒有超越日本，但更接近了」這句話。
他想表達的，不只是台灣球員有沒有足夠實力挑戰一流球隊而已，他說的更是關於台灣棒球的「環境與制度」，有沒有足夠的養份，可以建立一個更完整健全且生生不息、充滿養份的生態鏈（Ecosystem）。
從球場到晶圓廠：台灣半導體突圍的「群聚」哲學
從棒球場上的「環境與制度」，將視角轉向產業界，我們會發現台灣半導體的崛起，是同一套「生態系」邏輯的實踐過程。
我的日本好朋友野島剛（Tsuyoshi Nojima）先生，此刻正與 35 位日本友人騎腳踏車環島台灣，為期 9 天、長達 900 公里。因為 311 東日本大地震迄今已滿 15 周年，他們舉辦這場環島之旅，是想藉此感謝台灣在當時的慷慨解囊與全力支持。
野島剛也花了十年時間，採訪台日兩地近百位重要棒球球員、教練人物與棒球相關人士，寫了一本《野球與棒球—跨海的白球與台日百年記憶》，記錄了世界全壘打王王貞治、還有郭泰源、呂明賜等旅日球星的高峰與挫折。
野島剛在書中提到，他寫這本書不只是關於勝負與紀錄，而是想追問：這些人如何跨越國境，在時代巨變中生存？又如何透過棒球，在彼此的社會中留下痕跡、獲得認同，甚至重新定義自己的人生？
《野球與棒球》既是一部運動史與報導文學，更是一部透過白球視角，重新書寫的「台日百年史」。野島剛相信，台日棒球交流是台日關係的縮影，通過這本書，讓大家可以掌握台日棒球共同體的真實。
「當政治語言無法說盡歷史的複雜，人與人之間的奔跑、揮棒與並肩奮戰，或許才是最真實、也最動人的答案。」野島剛說。
同一個周末，在一場探討台日半導體發展的論壇中，我有了更深的體會。我協助邀請前台積電（TSMC）副總陳健邦先生參與九州・台灣未來研究所的研討活動，他以「TSMC的初心、野望與神話」為題進行演講，分析台積電成功的原因，還有台灣與日本的關係。
陳健邦說，他在工研院及台積電工作 25 年期間，到過日本不下一百次。當年日本是亞洲半導體最領先的國家，他也因此認識了很多日本半導體前輩，對日本許多媒體報導與半導體著作如數家珍。
例如，1991 年日本 NHK 出了一本書，談日本的電子立國自敘傳；2000 年，日本學者水橋佑介注意到台灣半導體崛起，也寫了一本台灣的電子立國。陳健邦說，從 2000 年至 2025 年，台積電的營收又成長了 25 倍，日本當年的判斷確實很精準。
大廠模式的轉型挑戰與台灣半導體突圍的三個關鍵
他也說，每次到日本，很多日本朋友即使初次見面，都對台灣來的朋友很敬重，讓他覺得相當溫暖。他認為，台灣半導體產業能夠那麼成功，可以從三個角度來觀察：
一是因為台灣很小，所以凡事都要和別人合作，因此建立了「群聚效應」；二是因為台灣早期很貧困，所以只能拼命求生存，大家都是堅持到底，戰到最終回。
至於第三個原因，他認為是因為台灣離日本很近，日本在 80 年代是世界第一，台灣在技術上一直仰望日本，也努力追趕，到最後才能超越。
他也講了一個有趣的小插曲。四十年前，台灣曾經對小學生做了一個調查，詢問他們最喜歡誰？結果排第三名的是媽媽。他說，媽媽好可憐，這麼辛苦才排第三；至於第二名是蔣總統，這可以證明當年政府的教育有多成功。那第一名是誰呢？是來自日本的漫畫主角機器貓小叮噹，現在則改名為多拉A夢。日本對台灣的巨大影響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陳健邦也提到日本半導體界很重要的人物川西剛，他是當年帶領東芝（Toshiba）半導體事業部的負責人。陳健邦曾在蘇格蘭舉行的半導體活動中認識他，並提到當年他說的一句名言：「半導體產業對經營者來說有如地獄，但對技術者則是天堂。」
川西剛會如此說，是因為半導體產業變化大，又有景氣循環，好的時候賺大錢，不好的時候又虧大錢，對經營者來說是很困難且很具挑戰性的。但對投入技術開發者來說，又因為要不斷往前進，是有巨大發展空間與機會的產業。
日本半導體大廠後來發展不太順利，各大集團從東芝、NEC 到日立等，由於這些大集團還有不少投資事業，半導體只是其中一個部門，後來又太晚進行切割及整併，因此後來競爭力逐漸面臨挑戰。
陳健邦分析台灣與日本半導體產業的關連，也讓大家理解到，不管是從棒球或半導體，台灣與日本的命運都曾經有過交會，但如今又分別走出不一樣的風貌，這段過程是很值得大家好好思考的。
我想，台灣發展棒球運動，目標應該不只是要贏大谷翔平，或是要贏過韓國或日本，而是希望培養出對運動充滿熱情，縱使處於逆境，也願意在場上拼盡全力的運動員。如今，台灣棒球運動員確實展現了這種運動家的精神。我相信，只要讓這種精神運用到任何一種職業、產業或任何一個人身上，這種台灣精神，一定可以在各行各業繼續發揮更大的影響力。
